清晨，长胜堡。
孙一躺在苇索编成的吊床里，右脚打着石膏，夸张地架得老高。
昨晚一落地孙一就感觉右脚受了伤，估计是软组织损伤。可是随后赶来的一条龙和杨日天坚决不同意，认为是伤了筋骨。俗话说的好，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不由分说就给孙一缠上了石膏绷带。要不是孙一见机得快，连袜子都得裹在石膏里。
现在孙一成了“重伤员”，得有人专门伺候，内疚的琪琪格一大早跑来寸步不离。孙一同她讲了一百遍，右脚是落地受伤的，和她没关系，小姑娘就是不相信。
孙一手里举着羊皮纸，问琪琪格：“丫头，这么说那天除了你，你们部落不少人都看见我驾着降落伞从头顶飞过？”
琪琪格坐在在孙一身边，正在给孙一洗袜子，回答道；“对啊，你从天这边拽着云彩一直飞到了天那边。我以为是一只大神鸟，一哥，你看我画的象吗？”
琪琪格的画充满了毕加索的抽象派风格，孙一点评：“脑袋太大了，把我画丑了！”
孙一一直认为到明朝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狗蛋，没想到实际上是琪琪格。从琪琪格部落到杨日天的树林子营地，至少有二十公里，这段距离自己是怎么飞过来的？老天爷把自己扔回明朝到底想怎样？
琪琪格抬起头，“一哥，我也想飞，你能教我吗？”
孙一打量打量琪琪格的身子骨，“丫头，我的降落伞是有最低体重要求的，像你这样的身体，上了天一股风就把你吹跑了。”
琪琪格坚持：“我可以背一口袋沙子飞天，就不会被风吹跑了。”
“那也不行！想玩我的伞必须有一百次安全降落的经验。”
“一哥，你看我马骑得那么好，就算成有一百次经验吧？”
“不行不行，两回事，安全第一，你看我的脚，你愿意你的脚也被石膏裹成粽子吗？”
琪琪格歪着头想象一下，自己和一哥一人裹一只大脚，看上去蛮配的，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
孙一被打败了。
和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是讲不通道理的。原来琪琪格迷恋自己歌唱的好，现在又加上飞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她。
孙一敷衍道：“等你教会通讯兵写蒙文吧，我教你一点飞行基础。”
“哎！”琪琪格高兴地把一只袜子晾在吊床上，跑去当老师了。
孙一叹口气，从左脚脱下另一只袜子，自己慢慢洗。
急性挫伤，讲究四个字，“rest”，“ice”，“compression”和“elevation”，合起来就是“RICE”，大米饭。翻译成中文就是休息、冰敷、加压和抬高。
休息就是最好的治疗。
院子里的通讯兵和孤儿，人手一块石膏石板，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师。他们会打蒙文旗语，却不会写。
贾道士心惊肉跳地滴溜溜转，嘴里念叨着，“你们要敬字！敬字！可不敢在石板上写字！”
孙一白他一眼，大声说道，“贾道士你紧张什么！他们写的是蒙古拼音，不是字！”
贾道士回答：“番字自然不能算字，大家小心为上。”
孙一索性把贾道士叫过来，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。一来省得贾道士添乱，二来这几天孙一尝试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，遇到了不少问题，真的需要一位本时空的人帮助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特有的声调，后世流行的四声注音，在明朝并不适用。
孙一所熟悉的后世普通话，同明朝陕西话之间存在简单的声调对应关系。比如
普通话发阴平（一声调）的，陕西话都念轻声；
普通话发阳平（二声调）的，陕西话仍读阳平；
普通话发上声（三声调）的，陕西话发去声；
普通话发去声（四声调）的，陕西话发阴平；
普通话的妈、麻、马、骂，在陕西话里读成吗、麻、骂，妈。
陕西话因为没有上声（三声调），发音不需要拐弯，所以讲起来格外生冷犟倔。
孙一因为发现了这个规律，很快就学会了用陕西话同明朝人无障碍交流。
孙一发现，类似的规律，也存在于山西话和明朝官话。但是陕西话、山西话和明朝官话之间的声调又不相同。
有意思的是，孙一用陕西话、山西话或者明朝官话读古代诗词，有种阴阳顿挫的感觉，用普通话读就听上去不伦不类。
贾道士一针见血的指出，力德尔爷的家乡话——“普通话”，失去了诗词中的平仄对应！
平指平直，仄指曲折。用孙一能理解的话说，平声就是后世的一声调和二声调，仄声就是其余的声调，除了三声调、四声调还有一种后世已经消失的入声。入声在孙一听来，就是以短促的p（b）、t（d）、k（g，h）结尾的音。比如后世的“越南”一词的英文“Vietnam”，第一个音“Viet”中的t音，象被吃掉了一样。入声在山西话中大量存在。
平声读起来轻缓，仄声读起来重疾，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顿挫感，古代的诗词歌赋甚至人名，对平仄都很注重。
比如五言绝句，一定是
平平仄仄平（韵）
（仄）仄仄平平（韵）
（仄）仄平平仄
平平仄仄平（韵）
明朝的官话和方言，无论声调变化，平仄都是不变的，而后世的普通话在转音的过程中失去了平仄对应，所以读起诗词来很别扭。
孙一用普通话背诵了一首后世知名的《沁园春——雪》，请贾道士点评。贾道士评道：“没有一句通顺！沁园春乃双调一百十四字，前阕四平韵，后阕五平韵，一韵到底，起手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，仄仄仄平……爷且听我这阙沁园春：”
“孤馆灯青，野店鸡号，旅枕梦残。渐月华收练，晨霜耿耿，云山摛锦，朝露漙漙。世路无穷，劳生有限，似此区区长鲜欢。微吟罢，凭征鞍无语，往事千端。
当时共客长安。似二陆初来俱少年。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。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。身长健，但优游卒岁，且斗尊前。”
贾道士摇头晃脑用陕西话背诵一遍，换成明朝官话又背一遍。
最后不忘总结：“爷你听听，无论是方言和官话，都有平仄的韵味！”
贾道士的明朝官话，孙一听起来同后世的南京话很象。
后世的官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，孙一不由地问道：“现在的北京，讲的是你说的官话吗？”
贾道士回答：“成祖建都北京，从南京迁了四十万居民，比北京土著还多，如今的京师讲的当然是官话。”
孙一信服了，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通话是“满清”化的语言，并不适合中文。
贾道士建议，如果注音调的话，不要拘泥于方言细节，大可只表明平仄即可，孙一给贾道士点了一个赞！声调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，不注明的就是平声，在原音上加个点就是仄声。
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，清浊辅音不分，啊呃不分。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。
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，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，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。
还有，蒙文没有f，v等辅音。
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，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，要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。比如，新创的字母T，D就必须同蒙语的相应字母类似，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，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太离谱。
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，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。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，在孙一汉语拼音、国际音标的系统指导下，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“狼山拼音”1.0版本！
最后，就是把新制定的拼音方案放在实践中不断规范。
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。
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，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，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。
这给了孙一立刻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。他发现，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。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。
比如后世著名的陕西话“安红，我爱你”，在实际的发音中，安、我、爱三个字都要加后鼻音，成为“ngan-红，nge-ngai-你”。
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发音，比如陕西话的裤子，只发一个音“fer”，听起来和后世普通话的“粉儿”的第四声差不多。陕西话的“袄”，前面加后鼻音，后面加儿话音，读作“nger”。陕西话的睡觉盖的“被子”，发音类似英语的“bill”，是以L结尾的。
同样古怪的还有山西话。山西话经常加一个“哥”的音在单字前面，比如“地方”说成“圪瘩”，蹲下说成“圪蹴”，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，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，拼写为“gda“和“gju”更合适。更离谱的是，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。
孙一败下阵来。
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，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，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。孙一把这个小组的作用说得极高大上，解决汉字自古没有记录发音的创举啦，解决百姓不识字的大问题啦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啦……
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，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代码订下来。
这个倒不难。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，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。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，分散到70，80，90三个组；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，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。
通讯兵写蒙语有些吃力，用旗语表达这些代码很轻松。通讯兵们开始自己试着拼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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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（与情节无关，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）
北京话与普通话
普通话即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”，但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？它又是如何影响到全国的？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？
其实，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。
中国国土广阔，各地均有方言，为交流、行政、管理等需要，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“雅言”，不同时代的“雅言”均不一样，特别是晋代、宋代两次衣冠南渡，变化尤多，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，比如金代的北京人，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。
元代北京成了首都，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，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，形成了大都话。朱元璋灭元后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，大都话渐式微，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，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，而官方则使用“雅言”，即河南官话。到朱棣迁都北京，江淮官话等也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清入关后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，汉臣必须学习满语，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、土话、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，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，北京话音调高，即受东北话影响，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。清代北京话分文读、白读两种，文读是旧的标准音，读书人多用，但到了清后期，基本失传，只剩下了白读。
清中期，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，满语仍是国语，但不再充当官话。1728年，雍正设“正音书馆”，在全国推行北京话，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。虽然推广力度甚大，但各地敷衍推诿，到嘉庆时，“正音书馆”纷纷关闭。
1902年，张之洞、张百熙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，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，正式提出把“官话”正名为“国语”。民国时，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，但未获批准。解放后，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最终确定了北京话的地位。